金秋十月，浦江畔，人才云集，思绪激荡。第二届世界汉学大会于10月13日至15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五大洲的顶尖学者、智库专家、文化使者将以“世界视野下的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为主题，联动文明脉络和现代化实践，开启一场“以学术看中国，与中国共同回应世界”的观点交流盛宴，描绘文明互鉴的图景。
政要：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治理”
会议特别邀请了多位具有丰富国际治理经验的高层政治家参与讨论，提升了对话在全球战略层面的专业性。绘画这些高层政治家在亲身参与全球治理实践中，为思考“中国项目”、理解“中国经验”提供了难得的“操作者”视角。他的思想之所以显得深刻，是因为这些思想源于他个人的治国实践。
1978年，39岁的罗马诺·普罗迪从讲坛步入政坛，成为意大利工业部长。在随后的政治生涯中，他两度担任意大利总理，并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推动欧元的引入和欧盟扩大至25个国家。作为意大利工业经济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普罗迪先生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中国人民的活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注意到该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并认为“这些变化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深刻”。
普罗迪强调全球合作对于人类的未来至关重要。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向世界开放的重要公共产品，为混乱的世界注入稳定和正能量。各国政治家必须懂得如何通过对话妥善解决分歧，学会如何在接受分歧的同时实现相互理解。
普罗迪称赞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伟大倡议。作为一个意大利人，这一举措让我想起了马可波罗和古代丝绸之路。他表示，共建“一带一路”将为合作开辟更多可能性，许多欧洲国家相信各国都能从实实在在的发展中受益。面对复杂形势，中欧应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聚焦共同挑战，加强合作机制。实践ICE多次证明，只有开放、共赢，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格热戈日·科列德克于1994年至1997年和2002年至2003年两次担任波兰副总理和财政部长，是波兰经济转型的“核心设计师”。他的研究论文和书籍已被翻译成 28 种语言出版，使他成为“世界上学术引用次数最多的波兰经济学家”。作为一名马拉松运动员和环球旅行家，他的足迹已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科雷德克呼吁促进“包容性全球化”。他认为，过去3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受益于全球化。当前，国际形势陷入利益冲突的泥潭，有人认为全球化已经结束。但如果我们能够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全球化，这种悲观的结论就会适得其反。全球南方经济体人们对这一转变寄予厚望，并有望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武克·耶雷米奇，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塞尔维亚前外交部长。在担任联合国大会主席期间，他主持了“里约+20”峰会授权的谈判，亲眼目睹了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全球议程的复杂性和重要性，最终导致各国在2015年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耶雷米奇先生强调，国际合作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长期稳定和繁荣需要更多的耐心、沟通和远见。国际社会必须理性引领，避免出现损人利己的双输甚至两败俱伤的困境。
20年来，耶雷米奇访问中国近50次。在他看来，中国是从减贫到技术创新，成为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电动汽车、电池、高铁，中国在其他行业的领先地位不容忽视。与中国的合作不仅是现实选择，也是许多重要领域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柱。拒绝与中国合作不仅代价高昂，而且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学术巨擘：文明对话“架桥铺路”
此次会议还有一群杰出的“桥梁建设者”，他们超越语言障碍，触及思想的核心。
安妮·莱格（Anne Leger），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名誉教授，中西比较哲学领域的权威专家。因翻译《论语》、《孙子兵法》、《淮南子》、《道经》而蜚声海内外。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孔子文化奖友谊奖、中国图书特别贡献奖。
安妮·莱热认为，翻译一本书不仅是翻译文字，更是翻译文化。它寻求“翻译的意义”，乃至“翻译的语境”，让英语国家的人民真正了解儒道思想的当代生命力。例如，中国哲学中的友谊观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观点，更强调以朋友之间的差异作为建立友谊的起点。在西方哲学中，友谊始于彼此的相似之处。我们把朋友视为我们的“第二个自己”，我们关注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并将他们视为我们可以反思和检查自己道德的镜子。
为了有效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安雷格呼吁积极理解儒家分享、宽容和“捍卫”的理念。他分析了困境与问题的本质区别，认为“问题可以通过方法来解决，但困境需要我们内心的深刻觉醒才能有效应对。”这种觉醒不仅需要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而且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儒家思想是促进这种觉醒和改变的强大力量。” 进而改变世界。”
高迪民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名誉教授，多年来频繁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他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兼职中文翻译，见证了中美建交前后的许多历史事件。历史性的事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中国人的创业精神有多么强烈人民群岛。他们非常善于利用机会，不仅赚钱、养家糊口、服务社会，还希望自己的国家繁荣富强。”高迪民认为，中国政府也努力“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为人们创造更多的生活空间，打造他们想要的”。
作为1979年2月至1980年2月第一批来华留学的美国研究生之一，高迪民在复旦大学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当时，汉学在美国学术界仍是边缘学科，不受欢迎。如今它已成为“一门不容忽视的无可争议的科学”。高新民曾深有感触地说：“我相信交流的力量。学术交流是打破偏见、建立互信最坚固的桥梁。我的使命是培养下一代研究中国的学者，加深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超越他们客观解读中国的能力。”
英国著名学者马丁·杰克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和推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他看来，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关键区别在于它是造福世界还是掠夺世界。他认为，中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高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转型，在许多新兴领域引领世界，为南方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并不局限于单个公司或行业。它们是关于脱碳和新的绿色产业，包括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电池，它们与新的消费和生活方式一起，将定义人类发展的新时代。中国正在从这些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而西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思考这个问题。”马丁·雅克直言不讳地建议西方不要批评中国没有做的事情，而应该从中国的行动中学习经验。
欧洲大陆众多汉学领军人物也齐聚上海。
史汉伟，德国东亚文学文化高级研究员，2021年荣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一级勋章，2024年荣获中国政府友谊奖，足迹遍及欧洲各地。他介绍，国学源于对“华人世界”的想象，自创立以来已经延续了5000多年。 20世纪，为重塑现代语境下的中国形象，学术界围绕“中国”和“汉学”展开多次概念争论，并提出“深层中国”概念，试图明确中国在以人文与和平为核心的多极世界中的独特作用。
作为欧洲汉学的权威，李继亚院长意大利威尼斯大学，主要致力于古代中国、古代哲学和宗教经典的研究，特别是儒家思想和中国伦理学。她认为，当今世界应努力实现“和而不同”，包容文明差异和多样性，倡导开放、合作、包容。中国经典蕴藏着中国哲学和日常生活的精髓。只有读懂中国经典，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为此，他不仅将《论语》、《中庸》译成意大利文，还着有《儒家思想》。 《家》等作品为意大利读者详细介绍了儒家思想的背景和中心概念。
李吉亚教授还积极推动大学“向世界开放”，于2017年在中国设立了威尼斯大学第一个海外办事处，增加了中国学生的机会。与意大利年轻一代相互学习、体验对方国家，让他们对中西文化和文明有最深刻、最直观的了解。在他看来，文明之间的理解不仅仅停留在书本上，还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组织之间的合作。这是一场持续且重要的对话。
立足本土经验与关切，谱写多声部“中国研究”交响曲
风来自大海。从高层政治家、学术巨擘到青年汉学家，本次会议人才济济。它以其多元的构成和深厚的学术背景，生动地阐释了从“传统国学”到“现代国学”的拓展、走向“单一领域”的“相互融合”、从“西方中心主义”到“全球多元主义”的转变。
首先是类别上的创新，从“中国理解现代中国，我们不能死守古典文学的象牙塔，而必须把古典文学置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宏大故事之中，贯通古今。波士顿大学教授关利亚说：“中国的崛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可以对文明进行严谨的、逻辑上一致的、经验上有根据的定义。” 文明和中华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不同形式，都遵循着由文字所巩固的原始原则。元朝的这些原则直接构成了三大文明的精神内核，为人们提供了认识现实的范式。元宗佛教原则的具体例子包括西方文明观念“唯一真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和中华文明实现了“天下大学”的理想。这一理论框架为系统研究古代文明提供了新的途径。它不仅可以加深对单一文明的认识，还可以对不同文明进行客观比较，从而促进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促进全球文明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北京大学人文学科资深教授李伯忠从广阔的世界历史视野对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变迁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中华文明蕴含的发展动力和非凡的韧性。他的研究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其内在的历史逻辑和连续性。它创造性地将文明本身提升到一个新时代，而不仅仅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这提供了对于理解“中国茶”至关重要的历史深度。特性。”
尼日利亚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查尔斯·奥努奈朱进一步表示，如果说中国的繁荣和自信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定义21世纪，那得益于其丰富的历史底蕴、经验和克服逆境的能力。新中国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华民族摆脱长期困境的根本突破，而且延续和发展了历史传统和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使中国能够深刻认识自己的国情和社会现实，更容易重新掌握转型发展的历史引领权。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了解中国的情况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它们是历史进程的主题，人民意志和决心的结合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第二个一是方法的创新。这是古代知识遇到“跨国武器”的时候。中国的巨大体量和极其复杂性对任何单一领域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从而催生了前所未有的方法创新。在全球中国学研究舞台上，众多专家学者就像一群好奇的“探索者”，广泛运用不同领域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方法，通过跨国融合寻找新的解释力和新思路。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波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冷静分析。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他表示，判断是否存在产能过剩，需要客观、多维度的标准，而不是政治口号。结合能效、减排目标等因素，竞争前期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中国强大的工业基础以及供应链的支持成为分析模型，可以更清晰地洞察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市场理性和阶段特征。
西班牙加的斯大学副教授奥约西的研究代表了历史数据使用方面的一场“悄然的革命”。他仔细搜寻了16世纪至19世纪中国政治、商业和社会的间接记录，包括行政记录、语言手册、港口记录、法庭文件以及其他来自西班牙、美国和菲律宾的非官方跨境交往记录，为更深入地了解古代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提供了新视角。
德国汉堡大学教授田海通过严谨的概念历史研究，揭开了“隐藏的真相”。当前国际学术界常用的一些概念体系“儒教”等，是西方知识界逐渐构建的标签。当大家认识到这些基本概念的历史结构时，就有可能突破少数以文学为基础的知识精英构建的阐释框架，以更广阔的视野、更贴近社会现实的角度来思考东方极其复杂生动的社会生活图景。这一观察具有深远的方法论意义，因为它警告人们必须打破东方主义隐藏的惰性。
三是视角从“单一故事”转向“全球合唱”。会上，与会嘉宾围绕全球治理、科技伦理、生态危机等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展开学术研究，为世界各国中国学研究指明了现实关切和未来方向。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教授兼副教授ct 清华大学高级研究员委员王绍光深刻阐释了学术研究与国家治理实践的深刻互动，揭示了国家能力建设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作用。这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能有效调动资源、进行长远规划、确保重大战略有效实施提供了政治经济学注脚。学术界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推动者之一。
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赛义德·哈桑·贾维德曾两次出使中国，在华工作已近10年。精通汉语、俄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作为一名年轻的驻京外交官20世纪80年代，贾维德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以至于经常与西方同事争论不休。他们经常开玩笑说他“成了共产主义者”。贾维德解释说，这种傲慢态度并不难理解，因为西方国家的同行大多信奉“西方中心主义”。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建立在对历史潮流的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的。这一伟大进程凝聚了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
另据了解，会议确定了五个平行分论坛的进展，包括“从世界看中国：文明延续与创新”的历史深度和“数字智能时代的全球中国研究：机遇与创新”的未来展望。它既是对“中国现代化的学术分析与实证阐释”的理论探索，也是对“多维视角下的全球中国学知识体系”和“青年与全球中国学的未来”的代际传承。不同的学术观点可以交流碰撞，加深对中国发展和世界未来的思考，为世界文明认识自身之美、分享美与美播下种子，为更深层次地了解中国和世界注入思想和学术力量。
南非总统办公室副秘书长、国家公共行政学院院长布萨尼·恩卡韦尼是一位研究专家，长期致力于探索非洲正确的发展道路。他多次表示，“多元世界的理念是反对霸权的力量”。由于他的强调独立后，他也开始积极参与中国研究，越来越关注中非关系、中国的国家战略和治国理政经验，希望能够为非洲的发展获得有益的启示。
阿尤布·扎雷塔（Ayub Zareta）是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学习汉语和历史文化。他深入涉足东西方人文与历史的交汇，致力于构建基于历史联系的“丝绸之路学术共同体”。
埃及青年学者哈迪尔·赛义德的《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政策支柱》等文章，代表了阿拉伯世界新一代学者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敏锐观察，为理解中国与“南半球”关系提供了新的注脚。
